春晖丨孙毅安：牵着母亲的手，我们就是幸福的孩子

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孙毅安，1963年生，西安人。1981年就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85年分配到西影文学部任责编。1987年开始剧本创作，著有电影剧本14部，电视剧本5部近200集。现为西影集团高管、国家一级编剧。

原题

我的母亲

作者：孙毅安

我妈、二姐、三姐、我

上

母亲叫张莲花。西安市北郊辛家庙人。她三十岁生的我，今年我已经四十三岁了。过了不惑之年，向知天命大步走去。我也有了十三岁的儿子，很奇怪，我们俩也差三十岁。这应该是一种巧合。

我的职业是写作，这些年来，写了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也写散文和诗歌，但是，从来就没有动过念头，写一篇文章来讲一讲我的母亲。究其因，可能是觉得母亲太普通，她是中国千千万万普通劳动妇女中的一个，她的一生也是再平常不过的：十一二岁到纺织厂当童工，直到解放，认识我父亲，十七岁结婚，然后就变成了一群孩子的妈妈。生我大哥的时候，母亲只有十八岁，十二年间她生了五个孩子。今天看，这个数字很惊人，但是在解放初期，这样的母亲比比皆是，没什么令人惊奇的。一个家庭里，少的三四个，多的八九个孩子，稀松平常。

我们家孩子的排列是这样的，大哥，大姐，二姐，三姐，还有我。大哥是1952年生人，我是1963年出生。从性别看，我母亲是在生了三个女儿之后，才又生下我，给人一种不再生个儿子誓不罢休的感觉。其实，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我的母亲很为她生的这群孩子所累，那些年，由于不实行计划生育，生孩子似乎就变成了一件随心所欲的事情，怀孕了就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少听说有人去做人工流产。家里孩子多，而抚养的责任大多都落在了妇女头上。所以妇女的劳动量就相当大。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是认认真真地考虑要做人工流产，她不想要这个孩子。养孩子太累了。

我们家是在纺织厂，厂里有职工医院，母亲到医院跟大夫说，她要把这个孩子打掉。当时，我的父亲在农村搞社教运动，不在单位。医院的沈大夫和欧阳大夫跟我母亲说，你的身体不好，不能做这样的手术，有生命危险。母亲说，我身体差，再生这个孩子，那才真的要我的命了。她执意要做手术。沈大夫和欧阳大夫不同意，说你一个人说不要这孩子不行啊，我们可以帮你做手术，可是回头老孙（就是我父亲）回来了，管医院要人，我们可咋回答？你还是和你家掌柜的商量好再说吧。大夫拒绝了我母亲的要求。我母亲只好打道回府。她要征得我父亲的同意，才可以做消灭我的手术。

可是我的父亲远在六十公里以外的高陵农村，交通很不方便，我母亲不能和我父亲见面商量这件事。那时候，不要说没有手机，连电话也没地方打。我母亲只能等我父亲回来才能商量。偏偏我父亲这次社教工作的时间很长，等他回来，同意我母亲的想法时，我已经在娘胎里茁壮成长，过了施行人工流产手术的最佳时期。沈大夫对我母亲说，太晚了，你现在做手术，母子都很危险。你还是把孩子生下来吧。我母亲就没辙了。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她都只能顺其自然，等着我降临人世。所以说，我能到这个世界来，纯属偶然。

父亲从农村回来，带了很多的核桃。我母亲酷爱吃核桃，在怀着我的日子里，我母亲每天都吃核桃。多少年来，母亲一直坚持认为，吃核桃补脑子，她认为怀孕吃核桃，生出的孩子聪明，头发好。我出生时有着浓密的黑发，打小就爱看书，后来考上了大学。这一切，都成了母亲论证她的理论的最好的证据。她经常说，你看小五（我在家排行第五）头发又黑人又聪明，都是因为我怀他时多吃核桃！

的确，我一出生就是一头黑发，而且我不像别的孩子，他们大多以哇哇大哭的方式降临人世，我不。我是睁着黑溜溜的小眼睛，一声不吭地，安安静静地来到这个世界。据目击者描述，我一出娘胎就东看西看，不哭不闹。姚大夫以为我是个傻孩子，她狠狠地在我屁股上拍了两巴掌，我才大哭着以示抗议。于是我母亲就放心了，这孩子和别的孩子一样，没啥毛病。

顺便说一句，我出生时体重八市斤。在当时，这样重的婴儿并不多见。

我是母亲生的最后一个孩子，而且是男孩。俗称老儿子。我一直为自己能来到这个世界而庆幸，要不是沈大夫阻止我母亲的念头，这个世界就没有我了。当然，这个世界人多了去了，有我不多，没我不少。有没有我，地球都会照样转动。太阳也会照常升起，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特殊的意义。但是反过来就不一样了，这个世界对我太有意义了。如果沈大夫，欧阳大夫不拿我爹说事儿，恐怕当年我连襁褓都见识不上，就烟消云散了。所以我特别特别地感谢他们，保了我一条小命。愿老人家们长命百岁。

母亲的五个孩子

多年以后，在某种意义上，我成了母亲五个孩子中最优秀的一个，母亲以我为荣。她常常回忆起沈大夫劝她的情景。每说到这件事，母亲就庆幸不已。母亲说，真悬啊，现在想想，要是当年把小五计划了，那还不亏了？哥哥姐姐们都笑。前面说过，我母亲是纺织女工。她十二岁进工厂，常年的劳动损坏了她的健康。纺织厂的工作环境是很恶劣的，噪音，粉尘，湿度，成为伤害女工身体的三大害。更不要说劳动强度了，一个织布车间的挡车工每天工作八个小时，要走几十里路。由此可见一斑。再加上成年后连续不断的生育，使母亲的身体愈见嬴弱。而我的出生，则变成了对母亲原本就虚弱的身体的致命一击。

我来到人世，母亲在坐月子时受了风寒。那时我们住在两间平房里，房子很潮湿，母亲原本就有的气管炎诱发了哮喘病。在六十年代，哮喘病真是一种可怕的疾病，每当发病时，我母亲的呼吸道就几乎完全堵塞了，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艰难地，努力地呼吸。她的呼吸是如此的艰难，连住在隔壁的人家都能听到我母亲的喘气声。母亲的脸涨得通红，每一次呼吸对她而言，都是艰苦的劳动，要耗费她巨大的体力。春季和秋季，天气变暖和变冷的时节，母亲都要住院。每一次住院，大夫都会跟我父亲说，莲花可能不行了，老孙你要做好准备。

那时我还很小，模糊的记忆中，常有这样的场景，哥哥和大姐到医院去送饭，回来后，两人就躲在一旁偷偷地哭。他们觉得，母亲随时都会离我们而去，他们因为伤心和恐惧而哭。母亲也认为，她活不了多久。记得以前她说过，等小五能混着自己吃饭了，我就死也能闭眼了。后来她又说，等小五能自个儿上学了，我死就能闭眼了。她还说过，等小五长大能养活自己，我就死……诸如此类的话，但是，她始终没有死。现在，我的儿子已经十三岁了，母亲还活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母亲舍不得她的孩子们。虽然母亲每次都是拿我说事，但是我知道，她不仅牵挂我，也牵挂我的哥哥姐姐。她对孩子们没有偏心，都一视同仁。她关心并且爱护着我们每一个。为了这五个孩子的成长，母亲操碎了心。母亲身体不好，我就遭殃。打小我没有喝过母乳。母亲没有奶可以喂我，我是喝着一种叫炼乳的东西度过婴儿期的。在六十年代。五块钱人民币可以买一大洋瓷缸子炼乳，其体积大约两升左右。取一勺炼乳用开水冲匀，就全当奶粉了。那时我一星期要喝掉一大缸炼乳，我的食欲不能说不强。

母亲身体不好就要卧床息，勉强好一点还要上班，所以我打小没人管。一个方凳子反过来放在地上，我就待在里面。吃馒头，喝炼乳，慢慢长大。隔壁的朱大爷常常说，小子生活啊。喝炼乳！其实，那是没法子。没奶的孩子，可怜。母亲很顾家。五个孩子是她生命的全部。

我妈和我大姐

母亲做过一件很英明的事，这件事，直接影响到我们五个孩子的命运。母亲怀我的时候，城里在搞“下放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政府号召城里人到农村去生活，以减轻城市的压力。我父亲是入党积极分子，组织上找他谈话，让父亲动员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回到辛家庙农村，参加农业社劳动。

不知道父亲是出于什么想法，反正他同意了。但是，母亲不同意。母亲的身份是工人，她不同意，谁也没办法。厂里的领导以不批准我父亲入党来要挟，父亲甚至用离婚来向母亲施加压力，但是，我的母亲没有妥协，她始终不同意回农村，谁说都不行。谁说也不管用。

母亲没有文化，但是母亲头脑很清醒，看问题也很敏锐，能一下看到问题的本质，她不是用分析判断的方法，她靠的是直觉。她有四个孩子，身上还怀着一个，她不能失去工作，母亲的工资每月有七十到八十元，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字。母亲不能失去这份收入。虽然我父亲当时承诺，如果母亲回农村，父亲会把每个月的工资，除了自己的生活费，都给母亲用以养家，但是母亲不为所动，她太了解我父亲了。母亲不会总结，但是母亲心里明白，求人不如靠自己。无论是谁都不可靠，哪怕是自己的丈夫。

母亲也本能地知道，她的孩子生活在城市，比生活在农村要好得多，母亲要尽她的可能，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好的人生起点。她知道城乡间有差别，她要为自己的孩子，争取一个好的未来。就这样，母亲顶住了所有的压力，坚持把孩子们留在了城市。即使到了今天，我每每想起这件事，都会强烈地对母亲的英明和远见表示敬佩。

如果我母亲当时屈从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带着哥哥姐姐回到农村，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子？中国的城乡差别是巨大的，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和生活在农村里的人，不仅物质生活水准存在差异，他们的见识和人生道路会完全不同。如果我在农村长大，我相信，我的人生之路会比现在要艰难很多。

是我的母亲用她本能的母爱庇护了我们。我的没念过书然而却睿智的母亲啊。我的母亲很勤劳。五个孩子都要靠她照顾，母亲的辛苦可想而知。当年，我的父亲一个月挣八十块钱，我母亲的薪水和父亲差不多。按说一个七口之家，一个月有一百五六十块钱的收入，日子应该能过得不错，起码在经济上会相对较轻松。在六七十年代，一块钱可以干很多事情。我知道七十年代初，一袋面粉卖八块钱，一斤花生油不到一块钱，一斤带鱼只卖三毛钱，而西瓜则是两分钱一斤。即便是最高级的中华香烟，一包也只要九毛钱。

考虑到这样低的物价，一百五六十块钱的月收入，应该算是小康水平了。起码相当于现在每月收入上万元。但是，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很苦。虽然不能说家无隔夜之粮，但是，借钱度日的事情时有发生。我们基本上能吃饱，但是吃不好。我们也有衣服穿，但是穿的都是哥哥姐姐剩下的旧衣服。就我记忆所及，从小到大，没有哪一年的新年，我们可以穿一身新衣服。通常的情况是：或者上衣是新的，而裤子是旧的；反之亦然。有一双新鞋过年，就很开心了。我们也很少吃肉。星期天改善伙食，土豆烧肉是最好吃的食物。如果赶上一次，我们会觉得这一天像节日。

为什么会是这样？问题在我们的父亲。父亲是个好人，虽然他对我们并不好。但是，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回忆起当年的生活情景，我仍然坚持认为，我的父亲是一个好人，而且是一个难得的好人。虽然对我们五个孩子而言，他可能不是一个好父亲。父亲祖籍陕西澄城县，他少年父母双亡，七八岁就从澄城流落到西安。先是在一家饭馆给人洗碗，后来就到了大华纱厂。

在厂里，父亲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轻财好义，虽然自己挣的钱并不多，但是却从不把钱当回事。发了工资，如果有人说，老孙请吃顿饭吧，他就会欣然答应，不管有没有一个正当或合理的理由。他可以一顿饭吃掉几十块钱，全然不管家里还有五个孩子需要生活。父亲好喝酒，工厂里的酒徒们就和他混在一起，整天找借口喝得昏天黑地。那时候，还不兴公款吃喝，而且，父亲和他的酒肉朋友谁也没有使用公款的权利，他们就吃自己的工资。

因为父亲好面子，人又比较豪爽，别人就惑着他，给他灌米汤，戴高帽子，说些恭维话，然后父亲一高兴，就请大家喝酒吃肉  父亲又没有酒德，喝点酒谁都敢骂，书记厂长都不放在眼里。那些吃了他喝了他的人，又反过来向书记厂长打小报告，所以父亲在领导眼里印象很不好。直到退休，父亲才做到科级干部，而且，尽管他写了近三十年的入党申请书，却始终没能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件事成了父亲的心病。

他其实是个自视很高的人。父亲会开摩托车，会使用照相机，他的足球踢得很好，一直是厂里足球队的主力队员，后来岁数大了，就当教练。父亲练过武术，身手很厉害，厂里人没有谁敢惹他。在旧社会，伪警察局听说他有武功，要让父亲去当警察，但是他不去，原因是他不想欺负老百姓。

父亲上过两年的工农速成中学，练了一手还说得过去的毛笔字，逢年过节就给工友们写春联。父亲还会唱戏。唱秦腔。在舞台上演县太爷。虽然是业余的，却经常到别的单位去表演。顺便说一句，父亲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好看，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英俊。这样一些优点集中在我的父亲身上，他在纺织厂就变成了一个焦点人物，虽然职务很低，可是当时厂里的五六千工人，没有不认识我父亲的。大家都很尊敬他。

可是群众的尊敬，并不意味着领导就一定要欣赏你。我父亲跟历任的厂长书记关系都不算好，从他一生都未能入党，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入不了党，就不能当官，偏偏我父亲对当官好像还比较热衷。仕途不如意，他就更加寄情于杯中物，渐渐地，我父亲成了纺织厂里著名的酒徒。见酒就喝，每喝必醉，喝醉了就啥也不管了，喝个痛快骂个痛快。掏钱付账也痛快。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几乎很少见到父亲不醉的时候。

父亲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就惨了。全家人就基本上是靠母亲的工资来养活。母亲很反感父亲喝酒，那些拉着父亲喝酒的人，母亲从不给他们好脸色。有时父亲在外面食堂喝酒，母亲知道了，就会跑去劝父亲回家。劝不动，母亲就跟父亲吵架，别的工友就说老孙怕老婆。父亲好面子，别人这样说，他把怒火全发泄到母亲的头上，由于家庭和文化素质的局限，父亲表现得很粗鲁。他常常当众打我的母亲。我至今还记得，又一次他喝多了，到处找我的母亲，要打她，幸亏邻居把我的母亲藏在她家里，才躲了过去。

父亲几乎不大管我们，任由我们自己成长。抚养孩子的责任全落在母亲头上，所以我的母亲就生活得很苦。她用自己的工资，精打细算，千方百计要让五个孩子都能吃饱穿暖。我们住的工厂，在当年靠近农村，厂房的围墙外就是农田。夏天，母亲会带着我们去拾麦穗，秋天就捡地里剩下的包谷棒子。母亲还带着哥哥姐姐糊火柴盒，挣点钱补贴家用。我们穿的衣服和鞋子，很少是花钱买的，几乎都是母亲用手工缝制。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们住在纺织厂，母亲就因地制宜，用厂里纺出的坏纱给我们打线衣线裤和线手套，自己和线给我们纳鞋底。厂里出的次品布，被母亲拿回家，自己用大铁锅煮染料，把布染成各种颜色，给我们做衣服。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一天夜晚，我一觉醒来，看见母亲还坐在灯下，辛苦地劳作。孩子们都睡了，我的父亲在喝了酒之后，鼾声如雷。母亲却仍然在忙碌。

那是个冬天，可是母亲的头上，脸上全是汗水，她在纳鞋底，赶着给我做鞋子，不然我早晨就没有鞋子穿。我偷偷看看墙上的挂钟，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我的母亲早晨七点钟还要上早班。我趴在被窝里，悄悄地看着母亲，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我把头埋在被子里，偷偷地哭，不敢让母亲听见。我在心里暗暗发誓，长大了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我们就这样慢慢长大。无论母亲给我们穿什么样的衣服，哪怕再旧，再烂，我们都接受，从来不挑不拣。无论母亲给我们吃什么样的食物，我们都毫无怨言。因为我们知道：母亲已经给了我们她所拥有的全部，她尽了全力了。我直到小学毕业，才穿上一条崭新的裤子，那是母亲用四块八毛钱，在合作社给我买的。绿颜色的军裤，至今我记忆犹新。早晨上学的时候，母亲在我的粗布裤子口袋里放两把煮熟的玉米粒，这就是我的早饭，我吃得津津有味。在我的童年，母亲没有给我提供富裕的生活，但是，母亲没让我挨饿，没让我受冻，我永远都感激她。

院子里的叔叔婶婶们，经常问孩子们长大了想干什么？记得有人问到我，我当时毫不犹豫地说，我长大了，要挣一书包钱，一火车钱，让我妈过好日子。这个答案在纺织厂院子里广为流传。叔叔婶婶们说，你看人家小五，多懂事，多有志气！不是我有志气，是我的母亲太不容易了。看着母亲这样为孩子们辛苦，我们兄妹五个都很乖，打小就很懂事。我从小到大，记忆里母亲只打过我一次，那是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男孩子贪玩，我不好好念书，考试成绩很差，被老师请了家长。母亲从学校回来，打了我一巴掌。母亲把她的手伸出来让我看。那一年，我的母亲还不到四十岁。可是她的手已经严重地变形，十个手指没有一个是可以伸直的。每一个关节都变得粗大，那是她长年劳作留下的印记。母亲说，你要是有良心的孩子，就自己想想：妈这样为了谁？你不好好念书，又对得起谁？我看着母亲的手，低了头，就给母亲跪下了。从那天以后，直到我长大成人，母亲再没有骂过我一句，更不要说打我了。

我是学校里最好的学生。从小学到中学，我的成绩都排在全年级的前三名。母亲很爱给我开家长会，那是母亲开心和快乐的日子。别的家长要在密密麻麻的名单中去寻找他们的孩子，我的母亲不。她只要走进教室，一抬头，就能看见她儿子的名字赫然在榜首。那时候，我的母亲真的很骄傲。

初中毕业考试，我的作文得了满分。考试成绩在整个新城区都属前茅，母亲很高兴。母亲征得父亲的同意，给我买了一双回力鞋。是上海出产的，打篮球穿的那种。穿脏了，洗干净后涂上鞋粉，又像新的一样。那是我最喜欢的鞋。在当时，一双回力鞋要十块钱。我的母亲能给我买这样贵的鞋，可以想象，她有多么的高兴。

大概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家里的日子慢慢地过好了。首先是大哥从三线学兵连回来了，他分配到临潼鼓风机厂当工人，大姐在东郊的国防厂上班，还上了工农兵大学。二姐三姐也都从插队的农村返城回家，进工厂上了班。母亲的身体也日渐好转，她的哮喘病犯的越来越少，脸上常常挂着笑容。日子过好了的母亲仍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她从不乱花钱。哥哥姐姐都很孝顺，他们领了工资，除了留下生活费外，其余的钱都交给了母亲。母亲小心地把这些钱存起来，后来，当哥哥姐姐们一个个结婚成家的时候，母亲把这些钱都又花在了孩子们的身上。

多年的艰苦生活，让母亲养成了节约的好习惯。只有一件事是例外。七十年代末，国家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很多日本电器进入中国人的生活。那时我正在上高中，学英语为了纠正发音，我很想拥有一台录音机。一台日本产的索尼录音机要卖四百多块。但这只是我的渴望，我不敢跟母说。因为太贵了。母亲给我买了录音机。母亲说，孩子念书，花再多的钱，我不心疼。

1981年，我考上了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我是纺织厂里第一个到北京上大学的孩子。从小学开始，我就很刻苦地读书，究其原因，并不是我很好学，我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将来有出息好报答母亲。我知道，我们这样家庭的孩子，想有好的工作，想有好的前途，唯一的途径就是读书。报答母亲的心愿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我可以克服自己懒惰的天性，成为一个好学生。母亲供养了我四年的大学生活。每个月，我都会收到母亲的汇款，在念书的日子里，我从不乱花钱。因为我知道，这些钱是母亲的心血。我也很努力地读书，我不能辜负母亲对我的期望。

1985年我大学毕业时，母亲退休了。退休了的母亲也没闲着，她帮着我大哥带孩子。这之后，大姐二姐三姐的孩子相继出生，母亲一视同仁，尽自己的力量帮儿女们减轻负担。我们家很奇怪，虽然我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可是，到了我们这一辈，生的却都是男孩子。每一个孩子来到人世，母亲都欢喜地帮自己的儿女去抚养下一代。母亲养了我们兄妹五人，又帮我们带了五个孩子，直到他们一个个长大。母亲说，手心手背都是肉，我帮了你哥，就要帮你姐，做老人的，一碗水要端平。我是一九九二年结的婚，我的儿子长到六岁，一直在母亲身边，直到他上小学。母亲对我们的恩情，用一生也无法报答。

1995年5月23日，我的父亲去世了。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我的父亲，在我们小的时候，父亲不太管我们，他也不太管我的母亲。可是，在他退休之后，父亲好像变了一个人。他几乎承包了所有的家务，每天一早起来就去买菜，给我的母亲做饭。父亲从退休到去世，母亲没有做过一顿饭。父亲变成了一个居家男人，虽然这个变化来的相对较晚一些。

父亲变了，变得和蔼可亲。变成了一个慈祥的老头。唯一没有变的，是对于酒的热爱，以及在喝多了之后，和母亲的争吵。他们几乎每天都吵。通常，这样的争吵发生在晚饭以后，父亲三两小酒下肚，就开始找茬。但是，现在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母亲不再怕他了。事实上，我认为母亲从来就没有怕过我的父亲，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母亲是为了五个孩子，才忍气吞声地凑合着和父亲维持着这个家的完整。现在，儿女们都长大了，母亲也就无所畏惧。而且，五个儿女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站在母亲这一边，成为她强大的后盾和支持。

父亲变成了孤家寡人。他徒劳地在儿女间试图寻找支持，但是他找不到。父亲是聪明人，知道自己势单力薄，但是喝了酒的父亲就不那么聪明了。喝酒后的父亲空前地感到失落，情绪沮丧。母亲把我们教育成了很孝顺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理解并宽容了父亲年轻时的行为，尊敬并且孝敬他。父亲年过六十，但他的行为像个孩子。几乎每次都是父亲挑起争端，但同样几乎每次都是以父亲的偃旗息鼓，高挂免战牌而结束争吵。每天晚上父亲和母亲的吵架变成了一个保留节目，如果哪一天他们不吵，我们还觉得奇怪。

小的时候，我们害怕父母吵架。长大了，很厌烦他们这样吵。到了现在，父母的吵架，成了我们了解以往生活的一种途径。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听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就我个人而言，在父亲的晚年，我从不把他们的吵架真正当回事。我认为，那只是他们的习惯，或者说是锻炼身体的静态方式。他们用这样的方式交流感情，那完全不是吵架，那只是声调较高的谈话罢了。

不知道哥哥姐姐们怎么看这件事，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很多时候，当他们吵得并不热烈时，我就在旁边添油加醋，挑动群众斗群众。父亲是最早识破我的阴谋的，他发现苗头不对，就及时撤了。如果我挑得太过分，他会喝斥我，让我滚。这样他和母亲的争吵也就结束了。

我个人认为，在父亲退休之后，他和母亲的关系是一生中最好的时期。可惜，这个过程太短暂。真的是令人遗憾。父亲得了脑溢血。前一天晚上他多喝了酒，觉得自己不舒服，就早早睡了。第二天早晨，他发现自己的左胳膊和左腿发麻，于是，大哥就送父亲去了医院。

父亲在去医院之前，就知道自己麻烦大了，他有预感，觉得这一去，恐怕就是永诀。父亲已经走到了胡同口，他又转身走了回来，父亲把手表和戒指脱下来，连同身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母亲。父亲说，莲花，我对不起你。当时，我不在场。但是，我完全能体会，母亲听到这样的话，会是怎样的心情。

父亲的救治措施相当失败。大哥把父亲送到了厂医院，被告知，病情严重，厂里治不了。他们又去了铁路职工医院，再次被告知，无力救治。大哥和三姐又带父亲去了西京医院，因为没有床位，只好转到了医学院附属二院。我得到消息是中午过后，当即就赶到附属二院。下午三点开始抢救，父亲就再也没有醒过来。晚上七点四十五分，父亲在抢救室当着我和大姐的面，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几分钟后，母亲赶来了。母亲冲进抢救室，却没有赶上和父亲告别。母亲喊着父亲，母亲说，雷堂，雷堂，我来看你了。雷堂是我父亲的字。我父亲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却像中国古代的文人一样，除了名字之外，还有个字。父亲姓孙，名志德，字雷堂。但他这个字，却被同样没有什么文化的母亲当成了小名，以前在家里，我母亲叫我父亲时，就喊雷堂。此刻，我父亲刚刚断气没有几分钟，母亲用颤抖的声音在呼唤她的丈夫：雷堂，雷堂，我来看你了。

那是怎样的声音啊，就是到了今天，我都不能形容出母亲的呼声中含着怎样的悲痛。那是发自内心的悲痛，是痛失亲人的女人从灵魂最深处发出的哀鸣。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是坚强的女人，我从未听到她用这样的语调说话。母亲浑身颤抖，她没有哭，只是一遍遍地说，雷堂，雷堂，我来看你了。她就这样不断地重复着，作为母亲的儿子，我能强烈地体会到，她的难以言状的痛苦。这一刻，我突然发现，母亲深深地爱着父亲。

父亲走了。参加父亲葬礼的人，多得让我们感到吃惊。数不清的人到家里来，向我的母亲表示慰问。作为儿女，我们无数次地陪着悼念的人在父亲的灵堂前鞠躬，磕头。父亲火化的那一天，院子里挤满了送行的人。因为人太多，纺织厂里的领导专门从公交公司借了两辆大通道公交车，大约六百人参加了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无数的人对我们说：

老孙是好人。

孙伯伯是好人。

孙师傅是好人。

母亲对我们说，你爸死了，有这么多的人来送他。他这一辈子，值了。

西安大华纱厂家属院

下

父亲去世后，起初母亲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她变得沉默寡言，失去了原有的开朗。需要说明的是，在以往的艰难岁月中，不管生活多么艰苦，母亲都保持着乐观的天性。母亲爱唱歌，如果身体稍稍好一点，母亲就会唱戏给我听。母亲和父亲相识，就是在厂里的文艺队里。母亲的乐观天性感染了我们五个孩子。从大哥到我，我们都很开朗。都像母亲。别人都说，莲花你真是心大。日子这样难，换个别人还不愁死了。母亲说，日子再难也要过。愁能咋？我有五个孩子，愁不能把他们养大。

任何让人难过的事情，我母亲都不往心里去。包括我父亲对她的极度不负责任。她一人带着五个孩子，度日维艰，但仍然说笑，唱歌。整天乐乐呵呵的。母亲一直到父亲去世，都生着一头浓密的黑发，根本不像六十岁的人，这一点，也许可以作为她心胸开阔的最好证明。但是现在，母亲变得沉默了。经常一个人呆呆地坐很久，也不大说话。母亲也失去了以往的开朗。孩子们都很担心。怕母亲得了老年忧郁症。

从1993年开始，我的事业有了较为明显的进步，经济条件也渐渐好转。跟哥哥姐姐商量后，我把母亲接到了我家里。在五个孩子中，母亲最心疼我，在她的五个孙子当中，她老人家最心疼我的儿子。我想，母亲跟我们住在一起，也许可以让她感觉好一点。母亲搬过来的时候，我就告诉她，家里的任何事都不需要母亲去做，你老人家就是来享福的。家里请了保姆，照顾母亲的起居生活。我们把家里最大的房间安排给母亲居住，她岁数大了，行走不便，我们给母亲在房间里配置了独立的电视机，影碟机和空调。以求她日常生活的方便。无论母亲需要什么，我们都尽力去满足她。

父亲活着的时候，有个愿望，他很想和我一起去一趟青岛。父亲没有去过青岛，那时候我的事业小有成绩，正在计划买一辆私家车。我们打算买了车之后，带着父亲做自驾游。开车从西安到山东，然后乘船到大连，游览东北。之后，父亲再乘飞机返回西安。这个计划设计的很好，父亲一直在等待着出行的日子。但是很遗憾，策划好的自驾游一直没有实现，主要的原因是我太忙。那时，有很多的制作单位请我去写剧本，计划好的行程一拖再拖。我没有太在意这件事，我以为，我们有的是时间。反正父亲退休在家，什么时候去都无所谓。既然工作忙，那就先工作，将来选一个合适的时间，从从容容带父亲去旅游。然而我错了，我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想到，身体健康的父亲居然会猝然辞世。

这件事，成了父亲去世后，我内心深处最大的遗憾。“子欲养而亲不在”，实在是做儿女的最大悲哀。每每想到这件事，我就痛悔不已。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长时间的辗转反侧，脑子里总是转着一个念头，要是当时我能陪父亲去青岛就好了，也许今天我就不会这样难过。我的悔意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我下定决心，决不能让这样的遗憾再次发生。

父亲去世之后，无论母亲提出什么要求，或者说，只要我感觉到她老人家有某种愿望，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在第一时间去付诸行动。母亲岁数大了，我不想在将来再留下遗憾。在这里，我也想借此机会，告诫天下的孝子贤女们，如果你真的想为你的父母做点什么，现在就去做，不要拖到明天。因为人生无常，聚也恒远，散也骤然。一转念的拖沓，或许就会变成有生之年永远的心疼。   

父亲死后没有多久，我就买了生平第一辆车。周末或者节假日，我们常常开车带着母亲出去玩，公园，商场，郊外南山边。母亲很喜欢跟我们一起出去，每次出门以前，她都要把自己穿戴得整整齐齐，仿佛是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聚会。我曾经对她说，不必如此，随便就好了。母亲不同意，母亲说，我不想让人家说，这是谁家的老婆子，真窝囊！给我儿丢脸。在这样的日子里，母亲很快乐。

自从母亲搬过来与我们同住，她每天都可以看到心爱的孙子，我的儿子也很乖，放了学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奶奶房间跟她说话。母亲喜欢种植花草，整天没事就在院子里倒腾。儿子总是凑在她面前，帮着奶奶干这干那。院子里时常响起祖孙俩人的笑声。我的工作较忙，但是只要有时间，我会尽量回家来陪陪母亲。星期天或节假日，哥哥姐姐们都带着自己的孩子到我家里来看母亲，一家十几口人围在母亲身边，母亲享受着天伦之乐，她很快乐。但是，她还是怀念父亲。
    

有一天我开车带母亲兜风，看见街上有一对老夫妻在过马路，老头拉着老太太的手，两个人慢慢地走。母亲目不转睛地看着，良久，叹了一口气说，人家咋就有这么好的命！我和你爸，一辈子都没这样过。我无言以对。母亲仔细观察那两个老人，又说，看这样子，人家是知识分子，有文化的人到底不一样。母亲说，两个人好，真好。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车子开了很久，母亲说，你爸这个人，唉。母亲这一声叹息里，包含着太多太复杂的内容。我说，其实我爸是个好人。母亲说，他要不是好人，我咋能跟他过一辈子？母亲沉默了很久，又说，你爸心好。

父亲活着的时候，很喜欢吃。他退休后最重要的一项基本工作，就是每天给自己和母亲做好吃的。但是由于当时经济条件的限制，父亲实在是没见识过更多的美馔珍肴。在他去世后的一两年间，作为成功的编剧，我的收入有了较高的提高，经常带母亲到酒楼餐厅去吃饭。每到这个时候，母亲都会叹气，说，你爸没有福气。1997年我开始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按一般人的说法，就是当了官。感谢组织信任，三年间我做到了副厅级。母亲很高兴，又说，要是你爸活着该多好。你爸一辈子想当官，他要活着，高兴死了。
    

前面说过，父亲活着的时候爱喝酒，但是当时经济条件较差，父亲喝的酒也不外乎太白，城固特曲，西凤酒都很少喝。如今在我的家里，有很多的名酒，茅台、五粮液，还有后来出产的水井坊、国窖1537，几乎应有尽有。节假日，周末，我会陪着母亲喝几盅。母亲有一点酒量，大概是和父亲生活多年熏染的。喝酒的时候，她无一例外地，都会说到我的父亲。母亲说，你爸年轻时没干好事，所以他没福，这么好的酒喝不上。母亲说这样的话，我就不接她的话茬。母亲过一会就会说，可惜了，其实好酒要让你爸喝，他懂。

自打母亲搬来与我们同住，每天早晨我都要到她的房间去问安，问她睡得好不好？我无数次地听到母亲说，她梦见我的父亲了，父亲在梦中跟她说了什么，又做了什么。每年的清明节，母亲都会提前告诉我们，该去给你爸烧纸了。农历十月一鬼节，母亲会提醒我们，天凉了，给你爸送衣裳去，别冻着他。要不别人该笑话说，老孙家没后人了。其实，这些事，我们都记得。但是母亲还是要提醒。这是她思念父亲的方式。凭心而论，我是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而且是无神论者。我不相信人死了以后，还会有这样的物质需求。但是，我们都严格地按照习惯风俗去做这些事，一年又一年，丝毫都不懈怠。

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安慰母亲。因为母亲相信，人死了是有灵魂的，母亲也相信，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她可以和我的父亲重逢，继续他们中断了的，永无止境的争吵。母亲相信，死了的人需要他的孩子们在人世间的关怀和照顾，这是尽孝的重要的一部分。母亲可以从我们对待父亲的态度，来猜测她百年之后可能遇到的情形。由于这样的原因，这件事变得很重要。它直接会影响到母亲现在的生活。所以，我们，无论是我，还是哥哥姐姐，都把给父亲上坟当作一件大事。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母亲感到欣慰。

母亲是非常豁达的老人。中国人常说，老小老小。意思是老人到了一定的岁数，就会变得跟孩子一样。人老了，就会任性，跟儿女争理，老人会觉得，我辛苦了一辈子。现在该享福了，儿女们不管什么事，都要让着我。加上老一辈人和现在的年轻人思想观念不一样，就会有代沟，很多时候，老人和子女会产生很大的矛盾。母亲刚刚搬过来时，我也有这样的顾虑，害怕家里人将来和母亲发生矛盾，让母亲不愉快。所以，我还特意给妻子定了规矩，其实只有一条，就是，我母亲永远是对的，她就是做错了，也是对的。因为我的生命是母亲给的，不可以跟她老人家去讲理。听起来这有些不讲理。但是我只能这样，母亲年轻的时候，受了太多的苦，我不能在她的晚年，让她老人家不开心。不管因为什么样的理由，都不可以惹老人生气。我定这样的规矩，就是为了预防将来可能产生的家庭矛盾。然而，事实证明，我实在是多虑了。

母亲很豁达。与事与人均无争。母亲不管闲事，凡是我家里的事，她老人家从不发表意见。母亲通常的说法是，我老了，搞不懂现在的事，你们愿意咋样就咋样。只要你们觉得好，咋都行。母亲不介入我们的家庭生活，从不发表意见。母亲也不提要求，她从来不向我们要东西。有时候，到了换季的份，我们就想给母亲买几件衣服，她从来都不要。母亲总说，我衣服多得很，不要乱花钱。如果我要带她出去玩，她通常总是犹豫再三，母亲很愿意和我一起去，可是，又怕花我的钱。母亲常对姐姐们说，小五挣钱也不容易。年轻轻的，就得了颈椎病，还不是累的？

虽然现在母亲知道，她可以不再为钱的事情犯愁，可是母亲仍然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作风。她节俭惯了，任何东西都不浪费。家里吃剩的饭菜，总要留着到下一顿。虽然我们跟保姆说过无数次，不能让老人吃剩饭。但是，我还是经常发现，母亲会把上一顿留下的饭菜热一热吃掉。为这事，我没少跟保姆发火，保姆很委屈地说，是奶奶坚持要这样的。她不能不听奶奶的话。这件事，永远跟母亲谈不通。她不能容忍对食物的浪费。有时候，老太太简直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记得有一天，家里剩的肉明显有味道，我让保姆把肉倒掉。母亲说，拿来我看看，她自己先吃了一口，然后说，好着呐，挺新鲜的，怎么就坏了呐？瞎说，你们不吃我一个人吃。大家没有办法，只好跟着她一起吃。母亲的这个习惯，在她因为食物中毒住了医院之后，才慢慢地改了一些。

有一年夏天特别热，中午做的凉拌西红柿，晚饭时母亲非要吃，当时，只有她和保姆在家。所以这个明显不明智的举动没有任何人加以制止。两小时之后，母亲就上吐下泻，保姆给我打了电话，母亲被送进了医院。打吊针，吃药，治疗费花了近两千块。这件事让人又好气又好笑。我坐在母亲的病床前，掰着指头给她算帐：两千块钱可以买多少西红柿？恐怕十年都吃不完，这还不算人受的罪。母亲从这件事中，似乎也没有得到多少有益的启示。因为打这之后，有关剩饭剩菜的处理方法，她老人家还是采取加热后食用的办法。当然，她还是加了小心，确实变质的食物，老太太就不吃了。

母亲的简朴，来自多年贫困生活的煎熬。那些年，生活的重担全都落在母亲的肩上，钱对于母亲来说，简直太重要了。母亲对生活没有要求，只希望她的孩子有衣穿有饭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钱。说起来，这是大白话，但是，没有经过那些苦难岁月的人，真的无法理解，钱意味着什么。在今天，没钱意味着没有车，没有宽敞的房子，没有时髦的衣服，不能去旅游，不能到歌舞厅或夜总会去潇洒。在六七十年代，没钱意味着你的孩子要挨饿。当五个孩子围着你要吃饭时，做父母的，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心里又该是什么滋味？
    

在我十来岁时，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至今仍然印象深刻。那时候，是计划经济，很多商品不流通。北京生产的东西，西安就买不到。上海生产的东西，大多也在上海本地销售，单位的人出差，就经常有同事会托人买紧俏的东西。或者说，买一些本地不出产的东西。大家都很乐意互相帮忙。父亲单位的一个同事去了上海出差，父亲请他帮忙捎东西。具体是什么我记不住了，只记得这位同事回来后，父亲算错了帐，多给了人家十块钱。母亲很着急，让父亲去找这位同事，把这十块钱要回来。

前面说过，我的父亲是极其要面子的一个人，尽管他知道自己算错了，但是父亲决不会再去找人家要这十块钱。母亲不答应父亲，逼着父亲去要钱。父亲坚决不去。母亲在家里哭了一夜，那天晚上，我听到母亲一遍又一遍地自言自语，这就白白擩给人家十块钱？这就白白擩给人家十块钱？母亲几乎是神经质地唠叨，她表情凄苦，神态悲凉。无论母亲怎样哀求，父亲都不去要这十块钱。他们两个人吵了几乎一夜。我当时觉得，母亲简直要被这十块钱给逼疯了。第二天一大早，父亲的这位同事来到了我家，他说，老孙，昨晚你把帐算错了，多给了我十块钱。他把钱还给了我的父亲。多年以后，母亲每每提到单位的这位同事，都会说，那人好。母亲因为这十块钱，对此人的评价极高。

今天讲这件事，听起来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就是十块钱嘛，至于吗？可是在当年，十块钱是很大的数目。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是七八块钱。对于生活条件好的家庭，十块钱都不算少，更不要说象我们这样困难的人家了。母亲的心疼，也在情理之中。

母亲虽然节俭，却不吝啬。母亲是有爱心的人，街坊邻居谁家里有困难，她都会尽自己的力量去帮他们。父亲为人仗义，有一年，父亲的一个同事把刚发的工资丢了，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上班挣工资，正好要过年，眼看着一家老小过不了年关。父亲把自己的工资给了这个同事，母亲知道后，没有跟父亲说任何反对的话。她觉得，父亲做的对。我长大成人之后，经常听到以前的邻居对我讲，当年我母亲是如何帮助别人的。即便到了今天，我们的生活过好了之后，母亲仍然保持着生活的简朴。她从不乱花钱，也不主张我们乱花钱。

我们有一个邻居，叫沈长生，生意做得很好，赚了很多钱。他因为当年母亲对他好，经常请我的母亲吃饭。记得一次他请母亲吃鲍翅，母亲很喜欢吃，但是，当母亲知道一碗鲍翅要三百多块钱时，母亲拿勺子的手不住地哆嗦。母亲说，你们真是作孽。敢这样花钱！从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有吃过鲍翅，也不允许我们去吃，不管谁买单，都不能去吃。母亲说，人狂没好事，狗狂挨砖头。人要是糟蹋钱，将来一定会受穷。

母亲节俭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打电话。母亲从来没打过一个电话，她只会接电话，不会拨号。母亲接电话的时间非常短，往往是你还没有说完，她就把电话给挂了。我知道母亲的病犯在哪里，再三向她解释，接电话是不收钱的。电信局只收打电话主叫方的费用。然而母亲不信。她固执地认为我是在骗她。时至今日，母亲的通话仍然很短，象发电报。

母亲是要强的人，五个孩子她一手养大，可是在孩子们成年之后，母亲从未向任何人开过口，母亲说，我有退休金呐，够花，你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父亲去世之后，我经常会给母亲一些零用钱，三百五百不等，母亲从未花过这些钱，而是把它们都存起来。几年之间，竟存了几万块钱。母亲对三姐说，这钱要留着，将来有一天小五有用处。在一九九六年我买地盖房子时，资金比较紧张，母亲拿出了她的积蓄帮我。母亲说，这些钱里有很多都是你当初给我的零花钱，积少成多，就能派上大用场。母亲告诫我，以后要节省，慢慢岁数大了，要有些积蓄以应急。这件事，使我印象深刻。我以前花钱如流水，颇有乃父之风，这之后，我慢慢地注意节省，不大乱花钱了。

母亲很善言谈，性格也开朗。然而，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似乎都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就我记忆所及，母亲从来也没有对我们说过温情的话。今天的年轻母亲，都会给孩子很多的抚爱，心肝宝贝叫个不停，乖乖长宝宝短的。母亲不，母亲对孩子们很严厉。“宁给个好心，别给个好脸”，是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母亲很少打我们，也很少向我们表达温情。她信奉“棍棒下面出孝子”的朴素教育法则。如果我们做的对，母亲仅仅会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做。如果我们做错了，母亲会严厉批评。

母亲也很少和我们做感情交流。由于从小就工作养家，母亲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她几乎没读过书，仅仅在工厂开设的扫盲班学会了读写简单的汉字，教育程度偏低。认识的狭隘使得母亲不可能用复杂的语言和她的孩子们做情感上的沟通。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感受母亲内心的情感，她对孩子们无私的爱和眷眷的深情。

1994到1995年，我写了一部三十一集电视连续剧《道北人》，以我们小时候的生活环境为背景，描写河南人在西安的生活。剧本篇幅很长，近六十余万字。母亲戴着老花镜，借助字典和孙子们的帮助，把剧本完完全全读了一遍。我二姐告诉我，母亲每天戴着老花镜，认认真真坐下来，读她小儿子写的剧本。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或问当时在身边的孙子。母亲在看的过程中，多次掉眼泪。

母亲读完剧本之后，我曾经很认真地征求她的意见，母亲只说了三个字。母亲说，还可以。我知道，这已经是母亲可能给我的最高评价了。在这部电视剧中展现的故事，是母亲这一辈人亲身经历的，母亲的认可，意味着我的剧本是成功的。在这部剧开拍之前，我把母亲的评价告诉所有的主创人员，鼓励大家拍好这部剧。
    

《道北人》1996年播映，在全国引起轰动。几乎所有的省级电视台都播出了，大多数电视台创下了建台以来收视率最高的纪录。观众反响热烈。我把录像带拿回家，陪着母亲看了一遍。母亲花了两天时间，把它看完了。母亲只说了两句话。母亲说，还可以。母亲又说，要是你爸活着就好了。 

1998年秋天，我到北京参加国家电影局各电影厂长工作会议。因为时间充裕，而且是每年都开的例会，我决定开车去北京。主要原因是想带母亲出去走走，散散心。我们上午从西安出发，当天宿太原休息。次日一早，我陪母亲去游览了晋祠，十一点左右驱车驶上石太高速公路。时值仲秋，漫山遍野树木葱郁，山花烂漫。石太高速当时刚刚修好，蜿蜒于山水之间。当其时，阳光灿烂，蓝天白云，车子以每小时一百公里左右的时速，穿行在崇山峻岭之中。道路状况极好，视线亦俱佳，沿途景色美不胜收，令人赏心悦目。车内放着轻柔的音乐，我和母亲有一句没一句地拉着家常，悠闲地赶路。母亲心情很好，坐在后排不停地和我说话，车内不断传出母子二人的笑声。这真是愉快的旅行。

大概车行到阳泉地段，坐在后排的母亲渐渐没了声音，长时间地沉默。开始我没在意，发觉母亲不再说话后，就随口问到，妈，咋不说话了。是不是车，人不舒服？母亲说没有。好着呐。我知道母亲的性格，她从不愿给儿女添麻烦。我以为母亲真的晕车了，而她又怕麻烦我，所以就不说，于是我决定把车停下来。母亲不让我停车，母亲说，你不要操心，妈真的没事。我问，既然你没事，那正说得好好的，你咋就不说话了?母亲说了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

母亲说，孙毅安，能跟你这样出来玩，妈觉得很幸福。

那一刻，我热泪盈眶。母亲不善表达感情，这样一句话出自母亲之口，她老人家内心的欢愉，闻言可知。其实，这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件事：儿子陪妈妈出去玩。我相信在地球的每个角落，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这样的事。可是我的母亲，却感受到了巨大的幸福，并且用她独有的方式向儿子表白。我流泪了。流泪是因为母亲的感恩，流泪是因为虽然儿子给母亲的很少很少，但母亲却欣喜异常。我的只知奉献而绝少索取的母亲啊。还有一点要说明，我流泪，是因为惭愧。这一刻我意识到，我自以为孝，其实做得并不好，母亲不要金钱，不要锦衣玉食，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陪在她身边。而我，陪她的时间少而又少，我实在不是一个孝子。

北京之行，母子尽欢而归。从那时起，只要条件允许，我出门时尽量都带着母亲，我陪母亲开车去了大连，又渡海到青岛，完成了当年对父亲的承诺。母亲陪我开车去过成都，八百公里山路，她居然没有晕车，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我们驱车走了很多的地方，因为母亲的陪伴，使我单调的旅途充满了欢乐。2003年我去深圳看望人大校友，母亲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她像一个孩子一样，对一切都充满好奇。两个小时的飞行，母亲一直坐在舷窗旁，向外张望。母亲说，外面的云真好看。母亲又总结道，人真聪明，就能在天上飞！

我一直觉得，我和母亲在情感方面交流的太少，母亲岁数大了，很难改变，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开始注意和母亲谈话的用词，试图用充满温情的语言，来改善我们之间的情感表达方式。我出差往家里打电话时，会跟母亲说，妈妈我想你。起初母亲不予回应，只是在电话里笑。再往后，当我再说想她的时候，母亲就会说，妈也想你。高兴的时候，我会抱住母亲，在她耳边说悄悄话。我说：妈妈我爱你。母亲会亲热地抚摸我的头发，说，妈妈也爱你。如果有人看见我们母子在一起，一定会觉得很温馨。

我经常下班回家，会问母亲，今天咋样，你乖不乖？有没有按时吃药？母亲会说，我今天很乖，不信问你三姐。节假日，一家人一起吃饭，母亲也学会了敬酒，不过，她老人家只会说一句：祝你身体健康，工作愉快。说得久了，多了，就说得很流利。有一次，单位的同事聚餐，母亲也参加了，当她老人家流畅地说出上述祝酒辞时，所有的人都笑了，同事说，你家老太太，真有意思，太好玩了。

不知不觉，母亲七十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母亲以她并不强壮的身体，在抚养了五个孩子和五个孙子之后，居然活到了七十岁。这不能不说是上天的眷顾。我常常想，母亲之所以长寿，一定是她老人家以一生的善行，感动了上帝，菩萨，以及穆罕默德等等诸神。保佑她得以长寿。我们给母亲办了七十大寿。这之前我曾问母亲，过生日你想要什么？母亲说，我啥也不要。

然而私下里她对小女儿，也就是我的三姐说，孙毅安要给我送生日礼物。如果他真的要买的话，我想要个金手镯。三姐迅速把母亲的想法告诉了我。

我知道母亲的想法。这是母亲唯一一次通过别人的口，向我转达她的愿望。母亲要这个金手镯，其实是大有深意在其中。当时，她的长孙，也就是我大哥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并且也有了比较满意的女朋友，女孩子很乖，有空的时候，常陪伴着老太太。在母亲心中，已经把长孙的女友看作未来的孙媳。母亲要给这未来的孙媳预留见面礼。金手镯不是给她自己要的，是给孙媳的。

我当然很乐于满足母亲的愿望。为这个金手镯，从来不进商场的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几乎跑遍了全城所有的首饰店，终于买到了当时全市最大的金手镯。在母亲的生日晚宴上，老太太很高兴地戴上了这支手镯。母亲问我，孙毅安，妈是不是个老财迷？还管儿女要东西。我故意回答，就是。不过没关系，将来孙晗（就是我儿子）娶媳妇，把这手镯给他。母亲得意地说，你想的美，还轮不到他。我说，你这老太太，就是偏心眼。母亲说，那咋?长子长孙，皇帝家都偏心，还不说我个老百姓？

母亲很开心。开心的母亲喝了很多的酒，母亲说，你爸要是活着，看见我这样享福，还不得气死？我们都知道母亲说的是反话，于是我们就回答，就是，他想气死你，你就要好好活。母亲说，我才不急着去陪他呐，我要等着抱重孙子。很遗憾，我大哥的儿子似乎并没有结婚的念头，所以我母亲至今还保留着那个金手镯。自她的生日之后，我从来没有看见母亲戴过。

顺便讲一下母亲对我的称谓。在我小的时候，母亲叫我小五，我考上大学，参加工作之后，母亲叫我的名字，毅安。1997年我做了西影厂的厂长助理，母亲开始称呼我的全名，孙毅安。时至今日，母亲还是这样叫我，孙毅安。不管是当着我的面，还是对其他人，她都是这样称呼我的。这有点怪，但是习惯成自然，现在我的哥哥姐姐都这样叫我。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

我知道母亲为何这样叫我。在称谓的演变中，蕴含着母亲对我做人的认可。母亲很满意她的小儿子，除了赞许之外，还有那么一点尊重的意思在里面。

我很眷恋我的母亲。我曾经暗暗发誓，这一辈子，都要守在母亲身边。只要他老人家健在，我哪里都不会去。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我是身体力行者。参加工作走上社会，一眨眼二十多年，我有很多的机会离开西安，无论是到北京，上海，还是北美，欧洲，再好的机会，我都放弃了。我不能离开母亲。朋友都认为我太迂腐，劝我说，其实你可以把母亲接走啊。我只是笑笑，不回答。我太了解母亲了。即便我把她老人家带走，不管走到哪里，她又会思念我的哥哥姐姐。母亲心里不仅装着我，还装着其他的孩子。

我们兄妹五人，都住在一个城市里。都在母亲的身边。我们希望母亲快乐长寿。然而岁月无敌。年过七十的母亲，身体渐渐羸弱。母亲年轻的时候，患有很严重的哮喘病，并且终生未愈，长期要靠药物来维持。她常吃的药有两种，麻黄素，氨茶碱。母亲服用这两种药，少说也有四十年。长年累月，药物的副作用开始侵害她的身体。母亲的身体越来越胖，不到一米六十的身高，体重竟然达到了八十公斤以上，母亲的腰围接近四尺，很难给她买到合体的衣服。这两种药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引起骨质疏松，尽管我们一直注意给母亲补钙，但是仍然于事无补。

有一天，母亲不慎摔倒，导致脚骨骨折。虽经及时治疗，但从此母亲就变得行走不便。母亲一直保持着很好的食欲，她的胃口很好。但是，这对她来说很糟糕。她的活动越少，体重增加的越快。大量脂肪堆积在腹部，上延至胸腔，导致她呼吸不便，引发了肺气肿。每到春秋两季，是母亲的发病期，而且愈演愈烈。肺气肿和支气管哮喘导致大量的二氧化碳滞留在母亲肺中，从而融于血液，经血管进入脑部，母亲在发病期常常会陷入半昏迷的状况。

每次住院，医生都会让我们签病危通知书。母亲病重的时候，脉搏每分钟高达180次，氧饱和度只有70%。医生说，这种情况，相当于老人白天黑夜都在进行一百米短跑比赛。正常人在这样的状况下，三四天就会导致死亡。而唯一的治疗办法，就是给老人打点滴，靠药物消除炎症。然而，药物的作用，要数天才能发挥作用。所以，母亲每一次住院，都是和死神赛跑，看谁先到终点。

母亲发病的时候，呼吸困难，每一次吸气呼气都是艰苦的体力劳动，需要耗费她大量的体力。这样的境况引发了心力衰竭。母亲的心脏变得很虚弱。看着母亲终日艰难地呼吸，我们心如刀绞。每次住院，我们都给母亲用最好的药，用最好的治疗方法，无论这需要花多少钱。然而尽管如此，丝毫不能减轻母亲的痛苦。母亲很坚强，一直保持着乐观的天性，但是，她也最终无法承受病痛的折磨。
     

母亲犯病最严重的时候，是在去年的冬天。这一年，她前后住了三次医院，秋天的那次最为危险。当开始出现征兆时，我们就预防性地把母亲送进了医院，积极加以治疗。母亲在医院里一天紧似一天，终于到了危急的时刻。医生说，必须马上送到监护室全程护理，而且要使用呼吸机。使用呼吸机，必须把一个管子从母亲的气管插入，一直下到肺部。俗话说，久病成医。母亲患病多年，连我们这些孩子都快变成专家了，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的知识。使用插管最大的坏处在于：如果过了十天左右病人的情况还不见好转，那末，这根插管就会导致病人严重感染，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并发症。当并发症开始显时，基本上已经回天无力了。

对于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来说，用呼吸机是最后的办法，因为上呼吸机容易，卸呼吸机难。在高新医院，几乎没有老人使用呼吸机后能痊愈的。绝大多数都走上了不归路。所以，在以往母亲住院时，情况再危险，我们都不让医生使用呼吸机。但是，这一次好像是扛不过去了。母亲的情况越来越危机，医生说，两个小时内如果不上呼吸机，病人不送进监护室，就断无生还希望。我们不敢做决定：不送，母亲生命危险，送进去，生命更无法保证。我问姐姐该怎么办？姐姐说，孙毅安，你是儿子啊，你要拿主意。

我这前半生，签了无数的字，唯独这一次，手里的笔似乎有千斤重。我颤抖着，不敢签字。母亲于艰难喘息之中，对我说，你们姊妹们快拿个主意，让妈死，或者让妈活。妈实在受不了了。母亲是异常坚强的人，我从未听到她老人家这样说过话。母亲这样说，证明事情已到了不得不作决定的时候。当时，我的二姐和三姐守在医院，姐妹两个看着母亲饱受折磨，抱头痛哭。我对姐姐们说，我签字，送妈进监护室，给妈上呼吸机。我是实在没办法才这样做的，不管将来是怎样的结果，希望哥姐们不要怪我。我流着泪签了字，母亲被送进了监护室。

时至今日，我都无法用语言表达母亲在监护室里的情景。母亲被送进监护室，浑身插满了管子，母亲不舒服，伸手要拔，护士用绷带捆住母亲的手脚，并且给她注射了镇静剂。看着母亲被别人这样摆弄，做儿女的，又该是怎样的心情！那一刻，我们恨大夫恨护士，虽然知道这样的念头是不对的，但是就是由不了自己。护士知道家属的心情，把我们赶了出去。护士说，你们走吧，再不走，我们都成了你们的仇人了。

我永远感激高新医院的ICU监护室。这里的医生护士都很尽责，母亲送进监护室后，情况渐渐好转，病情也稳定下来。母亲的脉搏降到了一百二左右，氧饱和度也达到了90%。护士们很尽心，母亲被照顾得很好。每天，我们都被允许在母亲身边待几分钟，看一眼她老人家。我特别要提出的，是监护室的唐伟医生。他有很好的医术和医德。每次给母亲用新药，他都会详细地向我们加以解释药理和作用，以及价格。我们曾多次表示，不管多贵的药，只要能治母亲的病，决不考虑成本。唐医生说，最贵的药，并不见得是最有效的。我会尽我的所学，给老太太最合适的治疗。还有一位姓张的女医生，体贴而细致，我们很感谢这两位。在上述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下，一星期后，母亲已经可以算是度过了危险期。
      

危险过去了，但是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母亲依赖上了呼吸机。大概是由于体质太弱的缘故，或许是长久的痛苦治疗使得母亲心力交瘁，总之，母亲出现了困顿的迹象：她不再自主呼吸了。医生把呼吸机调到每分钟呼吸十二次，母亲就呼吸十二次，调到每分钟二十次，她就呼吸二十次，母亲的肺不再工作了，氧气进来我就吸收，不进我就不吸收。母亲躺在病床上，神态安详，闭着眼睛，就这样度着时光。唐医生以他丰富的经验，看到了这之间潜在的危险。他找我来谈话，唐医生说，如果老太太就这样不自主呼吸，那么，呼吸机就永远卸不下来。虽然监护室几乎是无菌单位，但是总还是有细菌会侵染她的身体，十天之后，老太太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感染，引发呼吸道和肺部的一系列并发症，那样局面就难以收拾了。并发症一起，势必要切开老人的气管，而手术本身又会产生新的感染。恶性循环，结果可想而知。唐医生说，唯一的办法是让老人运用自身的能量，自主呼吸，否则，谁也救不了她。可是，偏偏我的母亲现在就拒绝呼吸。

大概是无数次的住院，让母亲感到了绝望。虽然她此刻意识并不是完全清醒，然而在潜意识里，母亲似乎要放弃了。母亲太累了。她受了太多的苦，垂垂暮年，还要忍受病痛的折磨。也许在母亲心里，认为死亡是最好的摆脱方式：一了百了，从此不再受罪。这真的令人绝望。我问唐医生，还有什么办法吗？唐医生说，老太太虽然不能说话，可她能听见别人说话。我们说，她可能不听，你们是儿女，也许说了会有用。我给你一点时间，你进去劝劝她。于是我就进了ICU，去劝我的母亲。

我坐在她的病床前，握着母亲的手。我说，妈，我是小五，你要是能明白，就捏一下我的手。母亲停顿了片刻，我的手掌中有了回应。我把母亲目前的情况，缓慢但是清晰地向她做了说明。我说，妈，你不能放弃。母亲没有回应。我又说，妈，我们兄妹五个，很可怜。打小就没有见过爷爷奶奶。父亲又去世的早，你要不在了，我们就真的成了孤儿了。母亲还是没有反应。我的眼泪潸然而下。我说，妈，现在我们都长大成家了。不再需要你照顾养活。可是，我们不能没有母亲。有妈在，我们兄妹五个就是一家人，妈不在了，我们就变成了亲戚。妈不在了，家也就没了。

我把脸埋在母亲的手上，泪如泉涌。我说妈，我知道你受了太多的苦，不想活了。可是，你不为你自己想，也要为我们兄妹们想，有妈的孩子，不管多大，才是幸福的孩子。求你了，你一定要自己努力去呼吸。妈，你为我们呼吸吧，求你了。母亲没有任何反应。她闭着眼睛。无论我说什么，母亲都不做任何表示。我绝望了，离开了监护室。走到门口，我回头看母亲，她老人家的脸上，分明淌了两行泪。唐医生喟然叹气，说，这只能听天由命了。

此后两天，母亲的情况时好时坏。唐医生把他的手机号码以及监护室的电话号码都给了我，说，出现紧急情况，我会给你打电话，你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来。三个姐姐给母亲准备了老衣，装在一个袋子里，就放在我的车上，以备不时之需。我们做好了所有的心理准备。等待最坏的情况发生。

第四天清晨六点钟，我的手机响了。懵懂之中看看号码，是监护室的电话，我的心狂跳不止，手指颤抖，不敢按接听键。犹豫了大约十秒钟，想想是祸躲不过，硬着头皮接了电话。是监护室的护士打来的。护士确认了我的身份，然后说，你妈妈要和你说话。那一刻我丧失了现实感，恍惚觉得自己在梦中。记不得当时说了什么，就听见母亲说，是不是孙毅安？我说妈，是我。母亲喘了一口气，又说，我饿了，想喝稀饭。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内心的狂喜如大潮，席卷了我的身心。泪飞顿作倾盆雨，大概就是这样的吧。放下电话，我放声大哭。活到四十多岁，从来没有如此高兴的时刻。妻子飞快地起身，到厨房去给母亲做饭。她不住地跟我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那个清晨，虽然是阴天，我分明看到太阳在天空灿烂地照耀。

前一晚唐医生值夜班，刚回家休息。中午我给唐医生打了个电话，向他报告母亲的情况。唐医生说，老太太的表现，真的令人惊奇。她这两天一直在努力呼吸，情况终于好转。昨晚我看她的状况不错，就抓住机会，给她卸了呼吸机，老太太自己呼吸了一夜，今天早上就缓过来了。唐医生说，我这样做，的确有点冒险，但是，这是唯一的机会。没有事先征得你们的同意，请谅解。我说，唐医生，谢谢你。我不知道还可以用什么样的言辞，来向唐医生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我只知道我的母亲很幸运，在她生命最危险的时候，能够遇见一位好大夫。我也知道，我们很幸运，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上帝派来了白衣天使。谢谢唐医生和张医生。愿他们一生平安。

母亲活了过来。她这次死里逃生，实在是因为她不忍离弃她的儿女。母亲是靠着对儿女深厚而博大的爱，闯过鬼门关的。她实在不能割舍对孩子们的眷恋。母亲身体孱弱，百病缠身，生的乐趣其实寥寥。然而，母亲意识到她的儿女需要她，母亲知道，虽然儿女们都已长大，而且已为人父为人母，但是，他们仍然需要母亲的关爱，呵护，和照料。母亲是为她的儿女活过来的。她知道，在孩子们的心中，母亲是永远的精神家园。

现在，是2006年的冬季。这个冬天，母亲的身体很好。医生说，母亲的最大问题是太胖，所以她就很认真地锻炼身体，以减轻体重。母亲以前跟我说过，2008年，她想去北京，因为那一年，北京有奥运会，母亲想去看。我对母亲说，一定去。但是，你要能去才行。母亲明白我的意思。她定时吸氧，经常锻炼。母亲一定能如她的心愿，到北京去观看百年难逢的盛会。而且，我坚信，母亲的人生，在热爱她的儿孙环护下，一定还有很长的路，她老人家将和儿孙们一起，见证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条路，鲜花盛开，前景光明。

牵着母亲的手，一起走。我们是幸福的孩子。

写于2006年冬

后记：母亲于2010年11月6日中午十二点半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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